但知此物非他物 莫问今人犹昔人——方向乐意笔人物观后
2013-05-03 16:08: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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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许年龄真的有些老大了，俯思往事，皆在十馀年前。我得知向乐兄是在老友李光洲处，那时，我们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伙子，聚集钱塘一隅的九溪，日日饮酒高呼，不问世事。好在钱江有鱼虾之盛，五云富芹藿之产，时或不济，二三好友頃筐堲之，未几便盈盈可归了。而慵懒如我，若家中乏粢，即于饭时踽行村中，于香气最盛者，排闼而入，主客相揖而坐，待雍鸣徹食，这一日便也过去了。李光洲就是我经常叨扰的人家。光洲原在视传，后中心不耐，遂退学专攻油画。大家在课业之馀经常聚一起，向乐兄的大名，大概就是那时在席间闻说的。彼时他已经临近毕业，后又谋食南北，踪迹不定，我与他始终未获交集。又数年，友人在苏州办光洲个展，我忝在知己，故往奉祝。席间得识向乐兄，把盏谐晤，渐有嘤嘤之意。他那时已定居苏州，与朋友操持一个工作室，生活繁忙而清苦，然犹点染不辍。晚间我与内子借宿他处，因获观近年所作，大抵途径在八大石涛之间，取象于花鸟虫鱼，用笔立意皆造简静。当时不禁有些诧异，我知道他出生长大皆在内蒙，且平日举措豪爽，不矜细行，何以造笔立意如此？由于时间匆忙，未能深究，翌日便匆匆回杭。未想后来大家渐拘家业，那种形如野麋的日子，逐渐成为过去。又数年，我谋食关外，江南师友故旧，鱼鸟花虫，外兼烟柳一抹，青峰数幛，皆归梦寐。
壬辰岁杪，我携内子南逰，途径苏州，因过向乐兄处。临行时，他检出一本小册相赠，蓝布封面上题有“归去来兮”四字，内中作意笔人物，都有数十帧，取意古人独处伭默之际，或据石、或临轩、或携琴、或摊书、或洒扫、或垂纶，墨色明净，意象玄微。画中人物虽有不同，而眉宇之间流露出的种种神态，我则再熟悉不过了。我知道，是皆夫子自道。
画家自肖其貌，大概始于王右军（303\321~361\379,名羲之，字逸少），唐张爱宾（815~867，名彦远，字爱宾）《历代名画记》卷五“王羲之”条，夹注引《晋书》，谓有“临镜自写真图”。现在通行的《晋书》中并没有相似的内容，可能爱宾所见传本不同吧。宋人米芾似乎见到过类似画作，他在《书史》中留下这样一条记录：“王右军《笔阵图》前有自写真，纸紧薄如金叶，索索有声。赵竦（字子立，生卒年不详）得之于一道人，章惇借去不归。”他应该是在赵竦家见到的，成书于元祐年间（1086-1093）的《宝章待访录》对这幅写真的下落交代更为详细，当时章惇告诉他，写真从赵竦那里借来后，又被蔡河“拨发”了。这显然是一种托词。蔡河是北宋初年汴京连接汴、洛、淮、沔重要的漕运河流，蔡州正处在这个枢纽位置，元丰三年（1080），章惇因事贬蔡州，掌管本地漕运当然是他的本分了，而是所谓的“拨发”就是“调拨发运”的漕运术语。或许是鉴于米芾在收藏界“恶名”，章惇才用这句“请问诸水滨”来避免他的纠缠。米芾在《画史》中又记载了另外一幅“自写真”：“张修（毗陵人，神宗熙宁三年[1070]进士），字诚之少卿家，有辟支佛，下画王维，仙桃巾、黄服，合掌顶礼，乃是自写真……是真笔。”这幅自写真米芾极为看重，后来在遇到其他命为王维的作品时，便以此帧做为判断的基准：“荣咨道（生卒年不详，神宗朝尝官协律郎），字询之，收《雪猎图》，命为王维，不类张氏辟支佛所画合掌象，林本（木）类蜀人笔，雪山精好，是唐物，维则未也。”
王羲之当年对镜写真的用意，大概是有以自鉴，《韩非子》云：“古之人，目短于自见，故以镜观面；智短于自知，故以道正己。镜无见疵之罪，道无明过之恶。目失镜，无以正鬓眉，身失道无以知迷惑。”
汉代李尤的镜铭寓意简赅：“铸铜为鉴，整饰容颜，修尔法服，正尔衣冠。”
这或许是古人在道德节操上自我磨砺的一种手段。而王维的自写真与王右军的有所不同，他在画面上建立与圣人的联系，这是供养人常用的手法。只是那些不具备绘画才能的人，只能借助他人之手，并且很难奢望，画家按照自己的意愿，将他们安置在那个向往的世界。我们从米芾对张修藏品的推崇可以看出，王维在绘制这幅功德时，用意定是相当审慎了。我们不禁会猜想，王维定会为拥有这样的才能而感到庆幸，相较于他人而言，绘画使他具备了在尘世与他向往的世界之间自由穿梭的能力。绘画既然拥有如此强大的魔力，自然会引起后人对它依附性地位的不满，《历代名画记》的开篇将绘画与礼乐名教相提并论，谓与“六籍同功，四时并运”，如果这句话仅就绘画的功能而言，原无特殊之处。古人图绘，大多依附经典，自是不必多言的了。明代的宋濂（1310-1381,字景濂,号潜溪）在他的《銮坡前集·画原》中云：“古之善绘者，或画《诗》、或图《孝经》、或貌《尔雅》、或像《论语》暨《春秋》、或著《易》象，皆附经而行，犹未失其初也。下逮汉魏晋梁之间，讲学之有图，问礼之有图，列女仁智之有图，致使图史并传，助名教而翼彝伦，亦有可观焉。”
宋濂描述的大概就是以“左图右史”的方式传播知识的时代，图绘的主要任务是裨补文字在功能上的欠缺。而张彦远的目的似乎并不仅止乎此，既然图绘与六籍同功，那么画家自然也就拥有与撰述经典者相同的地位，他们与圣贤一起尽造化之秘，参天地之化育。后来作者踵美前贤，于此致意再三，宋人邓椿（字公寿，生卒年不详）撰《画继》将“轩冕才贤”“岩穴上人”次于“圣艺”“侯王贵戚”之后，便是遥承爱宾遗绪了。
随着绘画地位的不断提高，它在文人的知识结构以及精神世界中逐渐占据重要的位置。在人生进退之间，绘画在精神上的关照尤其不可忽视，即便自己不能操笔，也可以通过与画家的交往来弥补这一不足。
熙宁九年，王荆公（1021-1086，名安石，字介甫，号半山）二次罢相，请祠江宁，以钟山为归老地。从他的父亲王损之（994-1038名益，字损之，一曰字舜良）通判江宁以来，这是他最后一次来到这里。与以往不同的是，这位曾经欲以己学经济天下的名臣，如今已身心疲惫。在他与参政王珪（1016-1085，字禹玉[ 荆公与王禹玉同年进士。叶梦得《石林燕语》云：“本朝以科举取士，得人为最盛。宰相同在一甲者，惟杨寘审贤榜王禹玉珪、韩子华绛、王荆公安石，三人又皆联名，前世未有也。”]）的一封信中透露出当时的心境:“顾自念行不足于悦众，而怨怒实积于亲贵之尤；智不足于知人，而险诐常出于交游之厚。且据势重而任事久，有盈满之忧；意气衰而精力弊，有旷失之惧。”
荆公写这封信的目的是想打消神宗再次任命他为宰辅的念头，希望王禹玉能从中斡旋，即使“不获通章奏”，能得“一言”之助亦可，以便他能离开是非之地，归老钟山，足山林之志。
元丰七年（1084）七月，苏子瞻（1037-1101，名轼，字子瞻，号东坡居士）过金陵，与荆公游：“时见荆公，甚喜，时诵诗说佛也。”（《苏文忠公全集·与滕达道[1020~1090，讳甫，字符发，后避高鲁王讳以字为名，而字逹道，东阳人，为范仲淹外孙。]》）荆公晚年殚心禅悦，与早年举措大有不同。他与子瞻以前在学术、施政上每持异见，但晚年都醉心瞿聃，倒也殊途同归。此次会晤，两者极尽欢愉。胡元仁（名仔，字元任，生卒年不详）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前集卷三五引蔡絛（生卒年不详，字约之，蔡京次子）《西清诗话》，对这次会面进行了详细的描述：“元丰中，王文公在金陵，东坡自黄北迁，日与公游，尽论古昔文字，闲即俱味禅说，公叹息谓人曰：‘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’。东坡渡江，至仪真，和《游蒋山》诗，寄金陵守王胜之[ 1015-1086，名益柔，字胜之。]益柔，公亟取读之，至‘峰多巧障日，江远欲浮天’乃抚几曰：‘老夫平生作诗，无此二句。’又在蒋山时，以近制示东坡，东坡云：‘若积李兮缟夜，崇桃兮炫昼。自屈、宋没世，旷千馀年，无复《离骚》句法，乃今见之。’荆公曰；‘非子瞻见谀，自负亦如此然，未尝为俗子道也。’”
由此可见，荆公与子瞻的矛盾，主要是集中在学术与政见，然于文章道德，彼此钦慕。子瞻在《答张文潜[ 1054-1114，名耒，字文潜。]书》中对荆公的举措有这样的评价：王氏文非不善，然欲天下同己，虽孔子亦不若是也，尔后有颜渊之仁、子路之勇。是以繁华杂蔚，不同于荒瘠之万里白苇也。这里的“文”大概值得是指荆公的《三经新义》，这是一本官方钦定的科举读本，学子进阶，舍此无由。子瞻的“繁华杂蔚”与“万里白苇”深中其弊，然犹是针对执政而发。此时荆公已请祠钟山，从政治的中心退将出来，这些矛盾自然也就消除了。
在与王禹玉的那封信中，我们能够看出晚年荆公在思想上的沉闷，多年来宦海浮沉，亲旧零落，不免心生幻灭。元丰初年，金陵李士云（金陵人，生卒年不详）为他写真，那定是一幅杰作，我们可以从荆公的诗句中看出内心的震动：
我与丹青两幻身，
世间流转会成尘；
但知此物非他物，
莫问今人犹昔人。
